专访海南社科院王彦亭：从“开一个窗口”到“提供一套制度”，海南封关标志着中国开放的范式转变。
12月18日，海南即将启动封岛关行动，这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事件。在此背景下，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南海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彦婷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王彦廷表示，从设立经济特区、加入世贸组织、推动自贸区建设，到现在海南全岛封岛，中国的开放路径实现了从“要素开放、政策开放”到“政策和制度开放”的根本转变。从1978年起，从建立经济特区、加入世贸组织、推进自贸区建设，到今天海南全岛关闭海关，您如何理解其背后中国开放路径的变化？此时此刻，以海南关关为代表的开放新阶段有何战略意义？王彦亭：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在一条长轴上，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但不是一蹴而就的逻辑演变：开放的重点逐渐从“要素”和“规则”转向“制度”。 1978年后，中国首先面临“如何打开一扇窗”的问题。无论是设立经济特区还是沿海开放城市，本质上都是在有限的空间内建立市场机制，提供规则、权威和灵活性。这是一个典型的窗口式、探索性的开放，其重点是解决以下问题：“可能吗”和“能做到吗”。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入第二阶段——嵌入式开放。通过系统性承诺，将国内政策嵌入国际贸易体系，用外部规则倒逼内部改革。这一阶段解决的是“如何整合”的问题。今天，海南全岛封岛代表了第三种逻辑：制度开放。这不仅仅是遵守规则，而是要系统地构建符合国际高标准和稳定预期的制度环境。答案是“我们想要提供什么样的开放系统？”海南全岛海关封关不再局限于“给予规则”、“给予优惠”。系统构建贸易、投资、税收、行政等关键制度，在更大范围内验证我国制度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兼容性和稳定性。啤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更愿意将海南海关的关闭视为“时代的标志”。在全球经贸体系碎片化、政策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中国选择推动本时期最高水平的开放压力测试，本身就发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开放不是短期战略，而是长期制度选择；它不是被动的回应，而是主动的塑造。使命不同：深圳“改体制”、海南“建体制” 羊城晚报：与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比，国家赋予海南自贸港的核心使命有哪些重要区别？王彦婷：很多人习惯把海南与深圳、浦东进行比较，但在我看来，这三个地方的天气状况。它和它所做的国家使命之间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申兹经济特区将解决“从计划到市场”的制度问题；浦东新区担负着“在全国复制和强化改革经验”的使命。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多的是与国际政策体系的制度对接。换句话说，深圳、浦东更多的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改变制度”，而海南则是为了让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而“构建制度”。这就决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功与否的标准，不能简单地用GDP增长和投资规模来衡量，而是能否构建可预测、可复制、可推广的开放制度体系。因此，海南自由贸易港并不是“优惠叠加”的发展模式。相反，它强调“零关税、低税率、简化税制”背后的制度稳定性，并强调同步提高法治水平、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海南正在承担国家探索高水平开放制度体系的任务，包括探索在贸易、投资、税收、金融、数据、法治等领域与高标准国际规则深度融合，同时验证这些规则在中国制度框架下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海南要回答的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继续开放并保持制度信心？”这一使命决定了海南的发展逻辑更加注重质量、耐心和稳定预期。主要区别是基于“双循环”，强调的是“可复制性”。羊城晚报记者：12月18日，海南将开始全岛封关。 “全岛”试验规模空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屿经济体哎呀，海南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优势呢？王彦廷：从技术角度来看，“一线放开、二线管控”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在岛屿范围内实施这一制度在国际上是非常罕见的。海南的不可替代性首先来自于它的地理条件。海南作为相对独立的岛国经济体，天然具有清晰的物理边界，使得制度压力测试可以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全岛封岛可以闭合管理链条，有利于风险识别、监测和修复，不易受到系统性溢出风险的影响。第二，是经济结构的可塑性。海南经济规模较小、产业结构相对简单、人口适中，也降低了系统性风险溢出的可能性，更适合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学费的变化。这并不是缺席，而是制度实验所必需的空间条件。羊城晚报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往往需要得天独厚的历史机遇和地理条件。海南可以向新加坡、迪拜、香港等成熟自由贸易港学习什么？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寻找根本不同的新道路？王彦廷：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借鉴国际成熟经验，还需要立足国情、省情，寻找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从国际经验来看，新加坡、迪拜、香港在不同维度提供了借鉴。新加坡的主要灵感在于高标准的规则调整和税收制度设计。我们可以借鉴其明确的规则、强有力的规则执行和政府。迪拜的启示在于其多元化的做法和灵活的自由区政策，可以借鉴全球资本和人才的高度包容性，在开放平台方面创造制度灵活性；香港的经验突出体现在制度整合和离岸功能上，重点借鉴香港的法律环境、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信用积累。但海南不能也不能复制任何模式。最大的不同在于，海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立足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推动开放。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效率最大化，更是为了强化“双循环”枢纽功能，协调社会公平、生态保护和国家安全。它的优势不是“离岸”，而是“可复制、可推广”。这表明海南更加重视调控并维持制度变革，而不是短期政策红利。海南必须对发展速度保持耐心，避免短期政策刺激造成制度性透支。合作蓝图“海南先行先试，湾区纳入使用” 羊城晚报：封关后，海南在营商环境竞争力、政策“软联通”、吸引全球要素等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您认为封关后海南哪些“软环境”指标需要取得超常进展，才能让国际投资者感受到真正的“安全”和“稳定”？王彦廷：封关后，海南将进入与国际自由贸易港直接比较的阶段。这时，真正决定竞争力的不再是税率和土地成本，而是制度环境。从角度来看就国际投资者而言，“软环境”的主要指标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策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第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一致性；第三，司法和商事争议解决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第四，数据、信息和规则的可用性。海南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比如全国首个省级营商环境建设部门、国际商事纠纷一站式解决机制等。但关关后，标准会更高，比较也更直接。当市场主体产生“规则重于个人、制度重于审批”的强烈预期时，国际资本才会真正“留下来”。因此，海南需要克服的“软环境”指标包括：行政审批一致性、司法独立性专业性、政策调整程序以及数据和信息的可用性。只有让市场主体感受到“规则比人更重要”，才能真正树立安全感和长期信心。从国家大局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之间应该形成什么样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两者将如何携手打造国家“双引擎”？王彦廷：从国家开放总体布局看，海南与粤港澳大湾区不是竞争关系，而是战略契合的协同关系。香港仍然是全球金融、航运和专业服务中心，其机构和国际信用成熟度难以替代；海南更适合作为制度创新前沿试验区，“引领”新规则新模式德尔斯。理想情况下，海南将率先试点该系统并形成可复制的经验；香港将利用其成熟的市场体系，巩固这些制度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制造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推动大湾区研发服务与海南增值转型的产业协同、“海南先行、湾区一体化”的规则协同、“离岸境内联动”的市场协同闭环，三者共同形成对外开放的“双引擎”乃至“多节点网络”。未来思考 积极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羊城晚报：在“全球化碎片化”和“规则重构”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功的真正意义或许不仅仅在于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拉德。您认为，中国如何继续扩大制度开放，培育更高水平开放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优势？王彦廷：海南自由贸易港成功的重要性不应该是为了吸引投资或增加贸易量，而是为中国参与全球规则重构提供现实样本。它的价值在于为中国稳步推进制度开放提供了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样本：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维护最低安全线，如何在符合国际规则的同时保持制度自主，如何逐步将国内规则转变为国际上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制度安排。制度开放的核心不是随意的“整合”，而是主动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如果开场过去更多的是“你能不能进来”，那么海南自贸港就必须回答“你进来后是否愿意长期留下来合作”。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探索表明，制度开放的最终重要性是通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体系，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主动权和影响力。未来，中国需要在更多领域发挥这一制度优势——适应和引领国际高标准规则，搭建多层次制度开放平台，深化开放和改革服务业监管，构建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统筹安全与开放，健全规则稳定性外部不确定性的风险防控体系，以制度公信力增强国际合作稳定性，推动高水平开放。通过深化改革。协调人｜孙静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其满 陈泽云
编辑：严哲川
